八國聯軍侵華。。之。。基督徒的所作所為

八國聯軍侵華。。之。。基督徒的所作所為
        
     一九○○年爆發了以農民為主體的、威震中外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這個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陰謀瓜分中國的罪惡計劃，顯示了中國人民巨大的力量，成為半個世紀之後中國人民最終推翻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壓迫的奠基石之一。

　　帝國主義對義和團運動的聯合鎮壓遭到了世界公正輿論的譴責，其中最重要的是列寧在1900年12月《火星報》創刊號上發表的《中國的戰爭》一文，揭露了帝國主義侵華的罪惡目的，他特別指出：

　　“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為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不痛恨他們嗎？歐洲各國資產階級政府早就對中國實行這種掠奪政策了，現在俄國專制政府也參加了進去。”(《列寧選集》第1卷，第214頁。)

　　這是列寧代表了世界無產階級對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所作的最有力的聲援。

　　歐美各國進步人士當時也曾對帝國主義侵華罪行進行了各種形式的譴責，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馬克·吐溫對帝國主義的聲討。馬克·吐溫（1835—1910年）是美國的進步作家，他的創作的一生正是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初的這一時期，他以自己的文學作品、政論、演講以及言論，用他那特有的諷刺的筆調，對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深刻辛辣的批判。

　　馬克·吐溫對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非常關切，他對中國爆發的義和團反帝運動極為同情，一九○○年八月十二日他寫信給他的一位朋友說：

　　“現在全中國都站起來了，我的同情完全在中國人民方面。歐洲的匪徒們曾經欺凌他們多年，我希望他們能把外國人都轟走，永遠不讓他們再回去。”

　　同年十一月，馬克·吐溫在美國公眾教育協會年會上發表演說時公開宣布：

　　“我就是義和團。義和團人是愛國的，我祝他們勝利。”“為什麼列強不退出中國，讓中國自由地處理自己的事務呢？事情都是外國人鬧出來的，只要他們能滾出去，那是多麼大的好事。”(以上參看《世界文學》1960年第10期，第128頁。)

　　觸發義和團運動的興起，主要是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的失敗加深了民族的危機，接著德國又借一八九七年發生的曹州教案武裝占領膠州灣，迫使山東人民首先發難。自從一八四○年西方資本主義的大炮摧毀了中國固有的防線之後，大批傳教士就乘勢擁入，上下滲透，公然在中國廣闊的領土上建立據點，深入到各個城鎮和鄉村，變外來為內在，成為中國社會的一種特殊勢力。到十九世紀末，單是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挑起的大小教案就達四百余起，使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蒙受了巨大損失。中國人民久已把傳教士中一部分作惡多端的人看作是帝國主義侵華的急先鋒。

　　當義和團開展“扶清滅洋”的反帝鬥爭後，外國傳教士先是慫恿帝國主義政府對中國進行干涉，壓迫清政府撤換地方官吏，鎮壓義和團，後來發展到竟然脫去了道袍，穿起了軍裝，拿起了毛瑟槍，參加到侵略軍的隊伍中去，充當翻譯官、向導、情報官、參謀和連隊長，直接與中國人民為敵。

　　據法國遠征軍伏依龍軍團司令福裡在寫給天主教北京教區副主教林懋德的一封信中透露：

　　“自從聯軍開到直隸境之後，你非常樂意派遣傳教士們以隨軍司鐸身份加入軍隊。……他們離開自己傳教的職務，在各種情況下，特別是在作戰期間為軍隊服務的熱情和誠意，是值得我們十分感激的。”(《傳教雜志》1902年合訂本，第123頁。)

　　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樊國梁在寫給巴黎遣使會總部負責人白登蔔的報告中供稱：

　　“我們在北京城裡有一所中法學堂，為法國遠征軍提供了五十名翻譯官，其中八名是精通華語的傳教士。……這是為了提供給軍隊將領們所需要的情報，這些情報對他們來說是很有用處的，他們都受到法國將軍們的感謝和致意。在此我還要向你報告，我手中已掌握義和團頭目的全部名單，知道他們中的許多人逃遁的去向。”(《遣使會年鑒》1902年合訂本，第71—72頁。)

　　基督教（新教）在華北的傳教士也有一部分直接擔任了侵略軍和使館的翻譯、向導、情報官等，他們有的穿上軍裝背起了槍，其中有諸如曾長期擔任過京師同文館總教習的丁韙良，創辦“尚賢堂”的李佳白，擔任天津教區監督的寶復禮，北京公理會會督梅子明等，都曾在帝國主義聯合鎮壓義和團運動中干得很出色，有的還寫了書，不自覺地提供了自供狀，更多的是竭盡全力為侵略軍出謀劃策，帶領軍隊對中國人民進行殘酷的屠殺和到處敲詐勒索。

　　當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城後，即下令大殺、大搶、大燒三天，實際上燒殺劫掠豈止三天。全城出現一片“槍炮轟擊聲，婦稚呼救聲，街上屍骸枕藉”的慘像。(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外國傳教士也參與了這場駭人聽聞的暴行，他們不但自己全副武裝，還發槍支彈藥給教徒，在北京城內城外任意射殺無辜百姓，放火燒屋，劫掠大批財產，搶占王公貴族的宅院，以至於四出搜索義和團，強迫地方當局和農民付出巨額賠款和“以人頭抵人頭”，即教徒被害一人需交出人頭一個。用當時在北京目睹這場浩劫的英國人總稅務司赫德的話來說：

　　“甚至有些傳教士以給上帝更大光榮為理由而毫無顧忌地劫奪敵人的財產方面，擔任了重要的角色。一個旁觀者就聽到說:‘恐怕到一個世紀之後中國教徒仍然以為搶劫和復仇還是基督徒的美德呢！’”( Fortnightly Review，1901年1月。)

　　據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國梁供稱：

　　“我該不該下令教徒搶劫呢？我於是去會見法國公使。……公使認為這個請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請。”( Le Temps（de Paris），1901年1月9日。)

　　樊國梁隨即貼出了命令教徒公開搶劫的“布告”，規定：

　　“一切搶來之物都應歸公〔？？〕，堆放一處，然後大家均分。”“（教徒）所搶之糧、煤或其他物品，如其總值不超過五十兩銀子（折合一百七十五法郎），可視為無義務償還”。“價值如超過五十兩銀子的，應負責償還，可通知本堂神甫，將多余之款歸
　　公。”(《遣使會年鑒》1902年合訂本，第229—230頁。)

　　據後來樊國梁自己報稱，在北京城劫掠的銀兩數共為“二十萬三千零四十七兩又五十枚”。(《傳教雜志》1902年合訂本，第121—123頁。)可是僅據美國一家報紙的報道，樊國梁率領教徒到一家王府一次就搶劫了財物珍寶價值達一百萬兩銀子！( New York Herald，1901年1月9日。)

　　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不甘落後，據那位以傳播西方文明著稱的丁韙良供稱：“教徒們急需要糧食，我為了他們的利益干了一點小小的搶劫。我聽說在內城京師大學堂附近有一家被遺棄的糧店。我們到該處去發現藏有相當數量的小麥、玉米和其他糧食。於是我們把這些糧食搬裝到好幾輛騾車上，我們運走的糧食不少於二百蒲式耳。我高聲叫喊店主，告訴他在把賬單送到時，我會付還他全部糧款。但是唯一的答復是我自己的回聲。……美國公理會在一處王府駐扎，都春圃牧師發現該處和附近一帶房屋裡有大量的皮貨、綢緞和其他值錢的東西。他向軍隊和使館做了廣告，把這些物品搬出來公開拍賣。另一個雷思德牧師……買了四大箱皮貨，打算運到紐約去轉售。……我很榮幸在他們蒙受責難中我也有份，我承認自己與他們一樣有罪，雖然我侵吞為我個人使用的唯一物品是一條羊毛毯。”( W．A．P．Martin　An Eyewitness of the Siege in Peking，第135—137頁。)

　　表演得最淋漓盡致的要算是北京公理會會督梅子明，他把他在北京及其近郊的罪惡活動都一一寫信向他在美國的妻子如實地作了彙報，且錄幾條精彩的如下：

　　一九○○年八月十六日寫的信：“我最親愛的妻子，……八月十四日我們被援救出來了。……我挑選了占領就在我們以前住處東首的那座蒙古王府。”

　　八月二十日寫的信：“親愛的，……我已帶領二百余名教徒占領了那座蒙古王府。……由於我現在是王府的頭頭，我突然變成了一個顯赫的人物，周圍的鄰舍把我當作一位王子對待，他們給我送來了蛋、雞、鴨和葡萄酒等等。”

　　八月二十八日寫的信：“親愛的，……我必須把義和團的頭目們搜查出來，並盡可能地給予懲辦。我馬上就要開始去干這個行當。……我們已經搶劫到足夠的東西可以過冬了。”

　　八月二十九日寫的信：“今天我在這裡前主人藏財寶的閣樓中發現大量的珠寶、紋銀和四只表。我將盡快地把這批財寶全部運送到美國駐華公使館的保險庫中去。”

　　九月十八日寫的信：“我離開北京城出外討伐已有五天了。福西士上尉帶了二百名騎兵到北京東郊沙河和別的地方進行掃蕩，我擔任向導和翻譯。我們放火燒了兩個義和團的總部，摧毀了一些軍事設施。……義和團像野鹿一樣從我們面前逃走，我們發現無法在青紗帳裡追捕他們。”

　　一九○一年一月一日寫的信：“我們都被邀請從十一點到一點鐘到查飛將軍處報到。目前在四鄉還發生一些新的戰鬥，特別是那些外國軍隊掃蕩過但是沒有適當鎮壓過的地方。……現在又要重新進行征討了。”( Henry D．Porter:William Scott Ament. Missiona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to China,第190，191，195—199，207—211頁。)

　　不僅如此，梅子明還將大批贓物公開拍賣，撈取大量現金。到四鄉去掃蕩時，他還私設公堂，隨意抓人進行非法審訊，強令農民跪在他跟前，進行逼供和敲詐，對每一個受害的教徒還強逼地方當局賠款數百兩銀子和附加罰款。

　　據不完全的統計，從一九○一年到一九○二年，僅北京城和直隸省地方自籌賠償給傳教士的錢就達一千一百十二萬四千余兩銀子，其他北方諸省還未包括在內，而這些都是在簽訂《辛醜條約》以外的額外勒索。

　　八國聯軍和傳教士在北京的暴行的消息傳到美國時，正當美國上下都在准備歡度傳統的聖誕節的前夕。當美國進步作家馬克·吐溫讀到這些消息時感到極為憤慨，許多有正義感的美國人民也無不為之感到這是西方文明的恥辱。馬克·吐溫為此連夜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題目叫做《給坐在黑暗中的人》，美國有影響的雜志《北美評論》在一九○一年二月號上全文予以登載。

　　馬克·吐溫的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了輿論界的極大震動，許多報紙轉載了他的這篇文章，紐約反帝同盟又把它印成單行本，發行了十二萬冊以上，使廣大的北美人民和西歐各國人民得以了解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和傳教士罪惡活動的真相，激起了他們無比的義憤，紛紛起來抨擊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譴責侵略軍和傳教士的血腥暴行，聲援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

　　馬克·吐溫在這篇文章裡首先引了在聖誕節前夕紐約《太陽報》發布的一段發自北京的消息：

　　“美國公理會差會部的梅子明牧師先生已從外地旅行回來，他是去為義和團所造成的損失索取賠償的。他不論走到那裡，都要強迫中國人賠款。……他已為每一個被害教徒索取三百兩銀子，並強迫對所有被損毀的教徒財產給予全部賠償。他還征收了相當於賠款十三倍的罰金，這筆錢將用來傳播福音。梅子明先生聲稱：他索取到的賠償，比天主教所獲得的數字是低廉的。天主教除了要錢外，還要用人頭抵人頭。他們為每一個被害的天主教徒索銀五百兩。在任丘有六百八十名天主教徒被害，為此，這裡的歐洲天主教傳教士要求賠償七十五萬串現款（合三十四萬兩銀子）和六百八十個人頭。在和記者某次談話的過程中，梅子明先生曾提起傳教士對中國人的態度。他說,“我斷然否認傳教士有復仇的念頭，否認傳教士曾普遍地參加搶劫，或自從被圍以來做過不是環境所要求做的任何事情。我要批評美國人，美國人的軟手並不比德國人的鐵拳好。如果你用軟手同中國人打交道，他們就會加以利用。”（重點是馬克·吐溫加的。）

　　接下去馬克·吐溫以他那特有的犀利譏諷的筆調，對傳教士在中國的種種暴行進行了有力的批駁。他尖銳地指出：

　　傳教士在華的行為“正是具體地表現出一種褻□上帝的態度，其可怕與驚人，真是這個時代或任何其他時代都是無可比擬的。……把‘文明之福’推廣到坐在黑暗中的我們的弟兄們。總的說來，向來都是很好的買賣。……用聰明謹慎的手段來經營，是一個聚寶盆。比較世俗的人所玩弄的任何把戲，這裡面有更多的錢，更多的領土，更多的宗主權，以及更多的別種利益。”

　　這就從根本上揭穿了帝國主義對華傳教事業的實質。

　　馬克·吐溫認為，傳教士在義和團運動期間的表演是“很不高明”的，“他們太急於把賭台上出現的每一個賭注都給贏來，因此就難免被那些坐在黑暗中的人們注意到——他們已經注意到了，並且已經開始暴露出警覺了，他們對‘文明之福’已經懷疑起來了。”

　　這就是說，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由於傳教士的侵略活動過於鋒芒畢露而開始警覺起來了。

　　馬克·吐溫在這篇文章裡還列舉了主要由傳教士帶給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十二件“展覽品”：

　　“愛，正義，善良，基督教，保護弱者，節制，法律與秩序，自由，平等，廉潔，仁慈，教育等等。”（原文用粗體字）

　　傳教士們把這些從西方帶來的“珍品”陳列給中國人民看，到一九○○年已經有半個多世紀了，正如馬克·吐溫所揭示的：

　　“私底下說句心裡話，那不過是外面的一層包裝：漂亮、可愛、迷人。……而包藏在裡面的，卻是坐在黑暗中的主顧用鮮血、眼淚、土地和自由買來的實體。”

　　六十年的利用宗教侵華的歷史，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多少血跡斑斑的創傷：一八七○年爆發的天津教案，一次就賠款給侵略者達五十萬兩銀子，無辜百姓被斬首和流放；一八八六年爆發的重慶教案，傳教士竟下令教徒用洋槍射殺百姓三十余人，而事後反向外國侵略者賠款二十三萬五千兩銀子，處死無辜百姓多人；一八九七年爆發的巨野教案，不僅被迫賠款二十二萬五千兩銀子，處死百姓多人，德國侵略者還借此強占了膠州灣地區和攫取了一系列特權，馬克·吐溫針對巨野教案問題抨擊了德國帝國主義，他寫道：

　　“德國皇帝還沒學會這種表演就干起來。他在山東的一次暴動裡喪失了兩名傳教士，在他的賬單裡居然敲起竹杠來。中國得為每一個傳教士付出十萬元賠款，割讓土地面積十二哩，居民數百萬，價值二千萬，還要建立一個紀念碑，蓋一座教堂。……這些全都是拙劣的表演，因為這樣做法現在和將來絕不會、也不可能欺騙住坐在黑暗中的人。……在德國皇帝那一方面是很拙劣的表演，他確實是得到了這筆財產，可是卻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反抗，中國的受詆毀者，即義和團憤怒的起義。”（重點是馬克·吐溫加的。）( North American Review，1901年2月，第161—176頁。Mark Twain　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中文譯文參看《世界文學》1959年8月，第106—120頁。)

　　馬克·吐溫這篇有力的聲討帝國主義的檄文，不僅揭露和批判了帝國主義的罪惡，同時也指出了義和團運動爆發的原因。由於擊中了要害，使得美國國內和在華的反動勢力確實是慌了手腳。那位被馬克·吐溫點了名的傳教士梅子明更是心驚肉跳，坐立不安，請看一下他的醜態：

　　“當馬克·吐溫在《北美評論》上發表的那篇文章傳來時就像一聲晴天霹靂。我記得當時我正到梅子明牧師的書房找他商談一件要事，發現他坐在桌子旁邊好像發了心絞痛病。我驚叫起來，‘你怎麼啦？是病了嗎？’他對我說：‘如果我是像那個人所說的那種人，我是不配和你談話了！我感到我似乎應該逃走，躲進山洞，永遠不再見人。’我想他是發瘋了。”(同75頁①第210頁。)

　　這是和梅子明牧師同在北京活動的博恆理牧師在為梅子明寫的《傳記》中的親歷其境的描述。這位干盡壞事的梅子明牧師先生難道真的感到內疚了嗎？不！前不久他還恬不知恥地向記者批評美國人的手太軟，主張采用“德國人的鐵拳”來對付中國人民呢！但他想不到竟然會受到公眾輿論的批判，馬克·吐溫把他的醜惡形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受不了了，“心絞痛”了。可是他並不想悔改，而是想“躲進山洞”去策劃如何反撲。

　　在美國的基督教各個差會頭目，早在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就在紐約開會並且作出了一系列決議。他們已經覺察到傳教士在中國的罪惡活動使美國的人民，包括有正義感的教徒在內感到深為不安，要求各個差會加強對美國人民的欺騙宣傳；對於在華傳教士，則繼續要求他們留在中國按照原定方針活動；“有幾個差會的總部接到了從中國打來的電報，要求向華盛頓提出抗議，反對聯軍撤出北京和讓慈禧太後復位的建議，認為如這樣做，對傳教事業將是一種災難。有些傳教士堅持提出這個抗議，因為聯軍如果撤退，慈禧復位，中國人將會理解成這是他們的勝利，而占領北京城的精神會受到破壞，甚至導致騷亂的再起。”會議為此進行了辯論，得不出一致的意見。( Chinese Recorder，1901年8月，第398—405頁。)

　　這些差會頭目滿以為這樣做，將會把國內的人民瞞住，卻想不到在中國活動的傳教士在八國聯軍的支持下肆無忌憚地大干壞事的消息傳到了美國後竟被一位著名的文學家發現了，“天緣湊巧，所有這些好消息我們都是在聖誕節前夕收到的，恰好可以讓我們懷著興高采烈的心情好好地過一個聖誕節。”馬克·吐溫放棄了聖誕節的狂歡，趕寫了《給坐在黑暗中的人》這篇文章，發表之後，使得美國基督教各差會，特別是公理會差會的頭目們竟然慌作一團，張皇失措。等到驚魂稍定，他們就決定：趕緊打電報到北京要梅子明“核實材料”，在電文上做文章；在美國各大報刊登啟事和公開信，矢口加以否認，企圖消除影響；直接向馬克·吐溫施加壓力，強要他向公眾發表公開道歉。(參看North American Review,1901年5月，第724—733頁。Judson Smith:The Missionaries and Their Critics.)

　　面對反動勢力的瘋狂反撲，馬克·吐溫勇敢地代表人民的意志和根據事實進行了回擊。他除了先後在美國《民友報》、《論壇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予以答辯外，又在《北美評論》四月號上發表了《答傳教士對我的妄論》長篇文章，痛斥了教會反動頭目的反攻倒算。

　　馬克·吐溫在這篇文章裡首先針對公理會差會頭目史密斯牧師強要他“撤回”對傳教士的揭發，還要他寫出“一份道歉書”的無理要求，擺出了九條證據一一予以駁回。其中最關鍵的是北京梅子明牧師並沒有否認他向中國農民勒索附加罰款，雖然梅子明在回電時把十三倍改為三分之一倍，性質並沒有變，仍然是一種勒索，馬克·吐溫用了史密斯牧師提供的詞彙，干這種勾當就是“竊賊”或是“敲詐”。天主教傳教士勒索五百兩銀子一個人是“竊賊”，是“敲詐”，基督教（新教）傳教士討價“便宜”一些打六折只勒索了三百兩銀子一個人同樣是“竊賊”，是“敲詐”。帶了侵略軍隊去向農民勒索和不帶軍隊自己跑到農村去勒索也同樣地是勒索。梅子明雖然在十一月十三日為此還特意打了一個電報給史密斯牧師說，“這一回我提議不要士兵或使館的幫助自己去解決問題。”馬克·吐溫指出：“這沒有什麼兩樣，完全是一碼事。那就是說，過去他是靠了武裝部隊去勒索賠款的。”因此，既然事實俱在，而傳教士又未加否認，那末“向誰？為了什麼？”要道歉呢？

　　至於拿了這種不義之財去“傳播福音”，後來又來電更正說是“為了接濟寡婦和孤兒”，馬克·吐溫認為這是對人道主義的一種嘲弄，是對一切真心做善事的人們的一種侮辱。馬克·吐溫提出，“接受審判的應該是美國差會部”，那般被派遣到海外去活動的傳教士不過是忠實地執行了基督教差會的指示，傳教士是執行政策而不是制訂政策的人，這是很正確的。可是，不論是在華活動的傳教士們，或者在美國的基督教差會總部，他們的政策和行動都是由他們國家的政府所控制和支配的，這也是一個不容忽略的基本事實，必須押上審判台接受人民公審並打倒的應當是帝國主義！( North American Review,1901年4月，第520—534頁。Mark Twain To My Missionary Critics.)
　　馬克思早在一八五三年八月八日在美國出版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深刻地指出：

　　“當我們把自己的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因為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很有體面的樣子，而一到殖民地就絲毫不加掩飾了。……這就是維護‘財產、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面目！”(《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74頁。)

　　外國傳教士在義和團運動期間所作出的一番不尋常的表演，不正是說明了馬克思的論斷是正確的嗎？而馬克·吐溫對當時傳教士在華暴行和帝國主義聯合侵華的抨擊，不僅使各國人民得以了解事實的真相，而且也有助於人們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本質的認識。當然，並非所有在華傳教士都參與了直接鎮壓義和團的罪惡活動，他們中間也並非都是鐵板一塊，有些傳教士也主張“不應使中國人認為我們是在欺侮他們因而激起他們的憤恨。”( Chinese Recorder1901年8月，第398—405頁。)

　　馬克·吐溫離開我們已經有七十多年了，可是他所留下的聲討帝國主義的檄文，將永遠為人們所傳誦，中國人民也將永遠紀念這位偉大的作家對人類進步事業所作出的貢獻。